鹤山模式：中国制造业的第三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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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山制鞋业驰名全国源于它的贴牌做的好，国内知名品牌几乎都会选择鹤山鞋厂作为贴牌工厂。”这是一句教科书一般的话，流传于熟悉鹤山鞋业的业内人士之间。
　　
　　不同于惠东女鞋产业与温州男鞋的“外来迁徙”，鹤山制鞋业源自于本土久远的制鞋传统--源自明清时代的家庭作坊。
　　
　　传说中，意大利人经由鹤山，看到鹤山做鞋精美，曾相互交换制鞋技艺。严格考究就能发现，这个传说距离现实太远。不过，意大利却离鹤山很近：如今，许多意大利品牌都选择鹤山工厂作为它的代工工厂。
　　
　　与意大利制鞋一样，鹤山制造的鞋款都要以30多道严格的手工工序，层层检验，经历挑、展、磨、铲、锰、缝、揉、压、敲打、裁、粘合、修饰等多重工艺。这也是包括意大利在内，许多国内外皮鞋品牌商选择“鹤山制造”做代工工厂的原因。
　　
　　1987年，整个鹤山只有前进鞋厂、华强鞋厂、大发鞋厂和鹤华鞋厂4家制鞋企业。在上世纪70年代时，只有前进工厂一家制鞋企业。也就是说，1987年的鹤山，现代化制鞋业才刚刚萌芽，一切都在摸索中。而今天，鹤山鞋厂数量已经扩大了250倍。
　　
　　这不是故事的终结，或许属于鹤山鞋业的时代才刚刚开始。积淀数百年的制鞋业传统和30多年的现代化制鞋工艺今天应该爆发出怎样的能量？
　　
　　显而易见，鹤山制鞋产业在面对“做代工”还是“做品牌”这个中国制造业都无法回避的两难问题时，没有做选择题，而是将研发与加工捆绑，形成了强大的“制造资本”，这一模式或许可以为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提供第三条路径。
　　
　　八万鞋匠聚鹤山：被忽视的“制造资本”
　　
　　从九江大桥上一下来，直面而来的是有着鹤山标志之称的大雁山。从大雁山上可以环视西江更北处繁华的广佛城市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鹤山与高明组成的高鹤县都隶属于当时的佛山专区。事实上，这种地理上的天然纽带仍在发挥作用--鹤山被定位为江门进入广佛经济圈的桥头堡。更深层次来说，佛山、广州与鹤山都处于广东鞋业分布图的一端，另一端是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与惠东。
　　
　　珠江东岸的惠东有“中国女鞋生产基地”之称，珠江西岸的鹤山则是“中国男鞋生产基地”，这或许仅仅只是巧合。
　　
　　惠东女鞋产业已经处于转型抑或被淘汰的交叉路口，与之遥相呼应的鹤山男鞋产业“贴牌做得好”的事实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在岁月和市场的磨砺中日益加强。
　　
　　事实上，“中国男鞋生产基地”的光环并不仅仅属于ZF和工厂主，也属于无数的制鞋工匠。“制造业养人最难”，鹤山却拥有不为人所知的简单、高效的管理模式：一千多个工厂共同承担八万个员工，所有老板一起承担员工管理的风险，共存共荣。
　　
　　人们诧异于在制造业危机四伏的今天，鹤山鞋业并没有丝毫颓势，反而迸发出来强劲的生命力。
　　
　　“鹤山还能这么强势，是因为它真的基本上每家工厂都有它的研发，这方面确实给工厂带来不小的生存能力，它的生存空间变成‘我没市场但是我有研发、有制造’。”在过去的20多年间，鹤山易高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洪没有离开这个行业，他是鹤山最早一批制鞋人之一。
　　
　　占据制造与研发，“微笑曲线”的上端与中端，这也许能够证明，鹤山制鞋工厂都是一群饥饿、不满足的企业，也是今天鹤山制造能够立足的“制造资本”。
　　
　　皮尔·卡丹鹤山制造
　　
　　“2000年，整个鹤山只有100家工厂，你能想象现在有多少吗？差不多1000家。”邓任宜是鹤山鞋业发展的受益者，同时也在为此苦恼，因为鹤山鞋厂与订单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工人总数并没有得到补充。
　　
　　毫无疑问，邓是个十足意义上的草根企业家，来自广西钦州农业大县灵山。他的汉鹏鞋业皮具有限公司处于鹤山沙坪镇南筍工业区，一栋不明显的低层建筑就是工厂的全部。
　　
　　说是工业区，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区分于其它区域。汉鹏不过是鹤山近千家制鞋工厂中的一家。在这个区域附近，不乏邓任宜的广西老乡开设的鞋厂。
　　
　　邓任宜介绍说，“整个鹤山，广西人的鞋厂占了90%。”
　　
　　在过去20年间，邓任宜一直扮演设计师的角色。事实上从一名打工仔，到工厂老板，他熟悉制鞋业的任何环节。1995年，他从打工仔摇身一变，成为制鞋工厂的老板。
　　
　　这样的变身与许多工厂老板的经历无异。
　　
　　2001年至2005年，国内诸多品牌鞋生产商开始进入鹤山寻找代工企业。邓任宜租下5000平方米的厂房，准备大干一场--打造一个拥有600名员工的制鞋工厂。
　　
　　可惜事与愿违，急剧膨胀的鹤山鞋业瓜分了有望归入他旗下的数百名工人。那5年，邓任宜损失了2000万元。
　　
　　“现在版型师、设计师也难找，做得好的师傅都自己开工厂。”邓任宜说，汉鹏鞋业现在的厂房只有1500平方米，工人近200人，与他的构想相去甚远。
　　
　　今天，缺少工人和订单漫天飞的状况与十年前无异。
　　
　　“所有品牌公司都想和我合作，但是我做不那么多。”邓任宜不禁感慨，因为人手不足，他的鞋厂产能被限制在20万双。因为订单多过产能，邓只能与几个贸易商合作，温州品牌男鞋占他产量的很大一部分。
　　
　　老人头、沙驰、梦特娇、莱尔斯丹、皮尔卡丹等一大批国际名牌皮鞋均选择鹤山鞋厂作为代工企业。
　　
　　至今鹤山早期的鞋厂老板仍会提起温州商人周建云开着老旧桑塔纳来鹤山找代理工厂的事情。1998年，周建云花200万元签下卡帝乐鳄鱼皮鞋中国区总代理，开启了当时温州人代理国外品牌的先河。
　　
　　“那时周建云只有两百万，交了代理费之后什么钱都没有了。我们在广州有档口，下单就有钱收，所以没人理他。”信隆鞋业董事长冯宝志介绍说，那是鹤山很多鞋厂老板都比周建云有钱。
　　
　　人们总喜欢用“哪儿有市场，哪儿就有浙江人”来形容无处不在的浙江商人。事实上，鹤山鞋业的历史比温州久远的多，温州鞋业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该地区自然资源稀少，加上耕地有限，人们必须更大程度地自谋生路。鹤山是岭南典型的鱼米之乡，像冯宝志这样的鞋企老板多是坐地行商。
　　
　　今天，冯宝志的客户主要客户都来自温州。他也是梦特娇、鳄鱼、花花公子、金利来等十多个国际品牌的合作伙伴。十多年的制鞋历程，缺人缺钱缺技术的日子他再熟悉不过，现在信隆鞋厂的订单同样多的做不过来。
　　
　　每年诸多品牌的订货会，总有许多鹤山鞋厂老板的身影。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鹤山鞋业有着可观的利润--大多鞋厂一双鞋的利润都在20元以上，这要远远高于惠东女鞋的单鞋利润。
　　
　　过去，温州商人求鹤山鞋厂代工，现在，鹤山代工依然有足够的底气叫板贸易商和代理商，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这在中国代工界非常罕见。
　　
　　“你不来，我产量一样那么多，我没损失，我不出货给你，你就没钱赚。”邓任宜有稳定的合作伙伴，同时充足的订单是他叫板贸易商的本钱。
　　
　　这样的状况多少让外来人感到诧异--此前温州大量跑路的企业中不少就是当地鞋厂老板，而鹤山许多鞋厂代工的品牌多出自温州；另外一方面，而与鹤山空间距离更近的惠东，许多企业因为原材料上涨、资金乏力、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正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
　　
　　人们不禁会想，为什么鹤山鞋业能够屹立不倒并日益壮大的？
　　
　　八万鞋匠
　　
　　在2011年之前，黄志洪从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官方对鹤山男鞋制造的优势表述为：鹤山男鞋从原辅材料、产品研发到生产成型；从机械设备、模具、配件等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营销网络从物流、销售到专业市场、产品展示；从产品质检、检测包装到出口报关等，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配套产业链，产业特色鲜明。
　　
　　黄志洪并不认为这就是鹤山鞋业引以为傲的全部。因为鹤山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工厂并不多，很多工厂甚至连会计、出纳都没有。更多的鞋厂运作方式和邓任宜一样，都采取以贸易商合作的方式获取订单，部分利润自然而然收入贸易商囊中。
　　
　　在这个鹤山最大的制鞋企业易高鞋业的董事长看来，鹤山规模以上鞋厂不过几十家。行业内对于本地鞋企规模的区分在于工人人数，200人是一个分水岭。
　　
　　在鹤山近千家鞋厂中，规模不大的制鞋作坊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这些鞋厂绝大部分只能称为家庭作坊，几台鞋机、二三十个工人，就是一个厂。事实上，即使易高放到东莞，也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鞋厂。
　　
　　“‘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话怎么管理？’外界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这恰恰是他们最厉害之处。”黄志洪对这些数量繁多的鞋厂如何生存心有好奇，此前，他想当然认为这些鞋厂难以存活，而事实却超出他的预期。
　　
　　“它们省了很多很多制造过程的繁琐的环节，反映非常迅速。ZF出台的一些政策，如社保、最低保障等跟它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小工厂做的普工平均一个月能拿到5000元，甚至8000元。”黄志洪惊叹道，在全中国难以找到类似这样的制造模式。
　　
　　不少大鞋厂老板抱怨，大量小厂存在分流了他们倚重的员工，因为大厂工资不可能达到七八千元，没办法留住熟手。
　　
　　这些小鞋厂的效率足足是易高鞋厂的一倍，在单价以及开发理念上非大厂所能及。
　　
　　黄志洪介绍，“大部分小厂老板都是做版式、设计出身，老板主要工作就是开发，这样下面的设计师勤奋度和效益就不一样。因此，鹤山的整体的设计开发的氛围很浓厚，小厂都能做出很好的鞋子，没有开发它就无法生存。”
　　
　　“那种作业方式要求员工必须是全能的熟手，每道工序他们都懂，一个人可以全套做完。而在温州通常是两个人才能完成一双鞋的制作。”
　　
　　这些鞋匠并非单打独斗，他们需要信息互通有无，他们奉行“圈子主义”--工人可以从这家工厂跳到另外一家工厂做，有单就在这个工厂做，没单的话可以去其它工厂做，就是非常自然和非常人性化的自由制造市场。
　　
　　形象点说，鹤山就像是一个巨大而又隐形的工人自由流通的平台，这些工人在学习制鞋的所有流程以及融合不同鞋厂的风格之后，成为一个全能的鞋匠。
　　
　　黄志洪自嘲，“大工厂培养出来的员工都是帮别人做嫁衣。”
　　
　　在内行人看来，这样的生产模式与意大利的制鞋工业颇为相似。
　　
　　在意大利最大的兽皮、皮鞋和制鞋生产基地的马尔凯大区，拥有超过5000家制鞋工厂，雇员数不过43000名。这种基于精小、家庭式运作的制鞋传统撑起了在意大利这块靴形国土形成了广泛的商业网络。
　　
　　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还是意大利奢侈品牌Moreschi的拥趸。Moreschi是意大利手工生产高质量皮鞋的代表。当众多传统手工艺正奄奄一息地被套上玻璃罩送进博物馆、“量产”，“规模化”变成商业领域关键词的今天，意大利半岛传统的没有特别大的改变。现在，意大利有60%的制鞋厂仍然在坚持使用手工或者半手工的方式做鞋子。
　　
　　“机器生产的只是标准，而手工追求的才是完美，这就是手工的意义所在。”这是意大利鞋业界的一句名言。
　　
　　在Moreschi家族企业中，设计师、技术师、手工工匠等生产人员是其引以为豪的财富。同样，对于鹤山的制鞋工厂，设计师以及鞋匠则意味着生命线。
　　
　　冯宝志进入制鞋业时曾请人“不专业”而亏损上百万元，以至于“到广州去办事，没有路费，找邻居小店里借50元作为差旅费。”
　　
　　在鹤山每一个制鞋工厂的成长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波折，不过有一点很明确--从一开始，鹤山就不是纯粹做“代工”，而是研发捆绑制造，走在“微笑曲线”的上端和中端。
　　
　　“靠开发来赚取利润。”邓任宜表示，工厂每年要投入300万元用于开发，一个设计师的年薪就有30万元，他们每设计一双鞋还有0.8到1元的提成。
　　
　　**，20岁的黄志洪在鹤山开鞋厂时，就以每月工资5000元的“重金”从广州几大鞋厂“挖来”设计师。“1888年，前进工厂生产的鞋子出厂价300多元，从那以后，鹤山就竖立了做男鞋、做高档男鞋的氛围。”
　　
　　“我们一年大概要用4至5吨模具，5年大概是20吨左右。”邓任宜的工厂每天都在生产新的鞋款，“鹤山每天可以设计出一千款鞋，即使放在意大利也做不到。”
　　
　　据黄志洪估计，鹤山有8万“自由工人”。“如果他们到广州，一定做不好。也有温州的鞋厂挖人过去，但工人做了半年就回来了。鹤山对这些熟手的吸引力甚至超过深圳、东莞。这样的话，熟手都沉淀在鹤山。”
　　
　　“目前来说，中国还真的没有第二个鞋业产业集群可以替代鹤山。”黄志洪说。
　　
　　重塑“代工”：第三路径隐现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莫世祥在他的《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TW的实证》一书中认为，台港澳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都不超过30年。
　　
　　如果这个规律成立，那么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鹤山制鞋业的“30年大限”已到期。--或许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抱有这样的想法。不过，现实真的如此吗？鹤山的代工企业会否就此被抛弃？
　　
　　沉重的翅膀
　　
　　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文章曾经这样说：“中国是最适宜制造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训练有素的工人以及精致的制造流程。”
　　
　　2007年，一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书曾风靡美中两国，作者萨拉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前商业记者。她在2005年做了个实验--全年不用中国货，结果一家人的生活变得一团糟。面对10美元一双的中国童鞋和60美元一双的意大利童鞋，她不得不承认，“价格最终总是战胜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根本无法拒绝中国出售的产品。”
　　
　　在许多人眼中，中国制造业能够在二十年间席卷世界的唯一利器就是价格，失去价格优势，中国制造也就毫无优势可言。
　　
　　2010年以来，价格这个战无不胜的中国利刃开始变钝，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劳动力变贵、原材料涨价，多项因素叠加，像服装玩具制鞋这些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成本上升了30%左右。
　　
　　2011年10月22日，知名财经学者郎咸平在沈阳的一场非公开演讲上说，“劳动成本不断上升，投资环境恶化，人民币汇率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毫无胜算。”
　　
　　“请记住中国至少97%的民营企业要仰赖高利贷市场，而高利贷市场的临界利率已经高达48%以上，最少40%。”郎咸平宣称，中国得的病叫做制造业危机。
　　
　　郎咸平在广州演讲时曾说，“当你回家炒一盘青椒肉丝的时候，你有注意到这盘菜的价格是由谁控制的吗?价格都已经被华尔街控制。”
　　
　　这是其一直马不停蹄地到处贩卖两种理论：六环节论，加息导致制造环境恶化论--“六环节”，就是中国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六大环节拱手让给欧美”。
　　
　　邓任宜可能不知道郎咸平是谁，但是接踵而来的订单显然给了这个知名学者一记耳光。
　　
　　确实，以人海战术制造廉价商品为基础的“世界工厂”中国正在谋求转型升级。早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广东就提出过“腾笼换鸟”的双转移政策--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虽然这样的策略并未有明显效果，但仍可以看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珠三角中小企业在海外订单锐减、成本持续上涨、劳动力紧缺、利润率下滑、贸易金融风险和融资难等因素的全面挤压下的困境。
　　
　　长期以来以中国珠三角等地为代工厂布局重镇的跨国巨头耐克公司，也在2011财年四季度业绩报告中透露，越南已经取代中国，成为耐克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
　　
　　中国制造在工业化浪潮中沦为平庸，竞争力备受质疑，当下主流看法是，包括制鞋业在内的中国制造还是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不过，这显然是一个误读。Prada的家族继承人兼总设计师Miucciarada说，她最喜欢中国人做的鞋子。这总是有理由的，不能全部解释成是为Prada在中国代工作辩解。
　　
　　然而事实是，从上世纪80年**始，国际品牌陆续开始到中国沿海地区寻找生产基地，全球化就把制造加工这个环节分配到了中国。至今，以江浙和广东一带为代表的地区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完善的制造体系。
　　
　　中国皮革协会常委付理事长李玉中经常走访亚洲以及欧洲的代工厂，在他看来，欧洲所谓的纯手工的水平，其实在广东很多工厂里都能达到，甚至比欧洲的工人技术还要好。
　　
　　在TCL董事长李东生看来，中国经济未来一定会有大量第二层次的加工厂，这样中国企业才能实现多元、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发展。
　　
　　“任何技术是互相转移和渗透的，不能因为强调自主创新，就非要关起门来从零做起，我认为需要有开放的心态，通过积极交流、合作，建立最适合我们起步的跳板。”李东生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企业要在发展当中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
　　
　　代工企业的第三条道路
　　
　　美国品牌Coach有85%的生产是在中国进行，所以在Coach的包里面，总是会看到一个标记，注明“这款包是在中国，由手艺最好的手工艺者精心制成的”。
　　
　　事实情况是，产自原产国的产品已是凤毛麟角。“MadeinItaly”，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理解为“MadeinItalybyChinese”。
　　
　　今天鹤山鞋业如同这些苛刻要求中成长的企业一样扮演的不仅仅是加工者的角色。
　　
　　黄志洪的鞋厂就是意大利排名第一的休闲鞋品牌Geox（健乐士）在中国的代工厂，每年易高有50万双鞋的外销订单。而鹤山小鞋厂所代工品牌也都声名显赫。
　　
　　在中国制造业濒临绝境，被迫转型的新闻漫天飞的时代，黄志洪创立的易高安静地享受着百丽集团入股带来利好。
　　
　　百丽集团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鞋类集团，年产量超过2500万双，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地区拥有1万3千多家鞋类和运动服饰类直营店。旗下拥有Belle、Teenmix、Tata等多个自有品牌，并代理包括ELLE、Geox、Clarks在内的八个国际品牌。
　　
　　百丽收购了易高36%的股份（按公司市值估算），对于注资的具体金额，黄志洪并没有透露。业内人士估计，这笔交易可能为易高带来5千万元的现金。
　　
　　黄志洪介绍，“我们生产的Geox鞋都要通过香港进口，然后经由香港倒回来给百丽，这里有30%的税，使得百丽成本高很多，而且它没办法做快速反应。”
　　
　　仅此一项，百丽集团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万元的成本。黄志洪说，“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可以帮助百丽生产面向国内的产品。”
　　
　　如果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关于企业基本职责的表述是正确的话，那么易高显然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企业，因为它合理实现了创新和营销这两个基本职责。
　　
　　“百丽入股后，易高的活路全部打开了，市场的后路不用担心了，一年生产几百万甚至一千万双鞋的平台。”黄志洪说，易高也不需要担心企业运作资金的问题。
　　
　　相比鹤山另外两家致力于打造品牌的制鞋工厂必登高和华尔俊豪，易高显然赢得更轻松。
　　
　　从1996年至2000年，梁远光耗资1500万元通过电视、杂志、报纸、路牌等各种媒介推广必登高品牌PiTanCo。作为鹤山最早一批鞋业的创业者之一，梁远光的必登高鞋业皮具有限公司是鹤山鞋业界的代表，PiTanCo也是鹤山鞋业中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
　　
　　“湖南小孩子都知道爸妈穿必登高的鞋。”必登高行政人事部主管、ISO办组长温华耀说，“必登高品牌专卖店有1000多家，我们希望每个区域增加1到2家专卖店。”
　　
　　温华耀提到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说过的一句话，“我做企业做的最失败的就是没有自己的品牌。”华坚集团是东莞最大的鞋厂，也是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集团之一。
　　
　　很显然，必登高不打算重复这种悲剧。不过，品牌之路并不轻松。
　　
　　“1000家专卖店难以想象，我们100家专卖店都相当吃力。”黄广深表示。
　　
　　这是鹤山另一家创立品牌的企业华尔俊豪的行政负责人。因为招工难，这家曾经拥有近千员工的企业如今只剩下400人的员工队伍。
　　
　　华尔俊豪的会议室里挂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牌匾，公司董事长麦振钦眼中的“天公”即意大利制鞋业。麦振钦曾豪言，假如我的品牌冲不上去，鹤山就没有能冲上去的。
　　
　　现在，华尔俊豪自主品牌“意利可”在广东广西拥有100家专卖店。黄广深介绍，每家专卖店投入的现金不少于100万元，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华尔俊豪是“沙驰”的代工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沙驰的皮鞋售价上千元，同样做工用料的意利可售价只能达到400元。
　　
　　鹤山鞋业另外一家龙头企业新恒达鞋厂，也遭遇了这样的困境，这个曾经拥有千名员工的大型鞋厂虽然拥有自主品牌“蚂蚁皇冠”，但早已回归贴牌生产模式。新恒达董事长李作鹏的另一个身份是鹤山市鞋业商会会长，他介绍，现在达芙妮成为新恒达的主要客户。新恒达也是鹤山为数不多的女鞋制造企业之一。
　　
　　现实中，技术创新能力与市场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黄志洪曾在外销和内销之间摇摆不定，并非没有动过打造品牌的念头，不过，天生的商业嗅觉和同行的境遇比专家们的分析更可靠。
　　
　　易高早已不是那个作坊式的民营企业，这是一家因先天不足而始终处于饥饿状态的公司。2010年，黄志洪有个不算大胆而已经开始实施的计划：花费200万元，在偏远的贵州铜仁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
　　
　　“把工厂开到农村的家门口去，请当地的农村妇女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照顾家庭，”黄志洪希望通过多花一些时间去把这些人培养成全能的熟手。
　　
　　贵州工厂的终极目标是5000人的规模。想象一下，易高现在规模不超过1600人，5000人足足可以生产400万对鞋，虽然与市值最大的鞋企百丽相比，这样的规模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是放在鹤山鞋企中，却足以引起巨大的轰动。
　　
　　另外一方面，黄志洪甚至想象着有一天能和鹤山制鞋小工厂达成某种默契：想方设法将他们与易高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从而获得稳定的产品配套，以及庞大的研发团队、熟练高效的工人--可以应对更多订单的优质生产力。
　　
　　大公司负责处理普通消费者的大订单，小公司则可以为个性化定做，量少而精。这或许是一种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
　　
　　尽管当下制鞋工厂不断增加，甚至有人推测目前鞋业已经过剩，但在黄志洪心里，制鞋仍是一个朝阳产业。
　　
　　和鹤山众多鞋厂一样，易高已经不再停留在制造环节，而是向设计、研发这样的“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跨越了生存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尽管离真正的“中国创造”还有距离，但他们已经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黄志洪要的并非要一步登天，他还有许多尝试的机会。
　　
　　谁来挖掘“鹤山制造”的资本富矿
　　
　　去年的达芬奇天价家具涉嫌造假风波，使其代工的东莞长丰家具公司也受到牵连，停工并接受检查。这让不少人开始审视代工企业的“罪与罚”。
　　
　　事情刚刚划上句号，广东在2月开启的“三打两建”更是让不少鹤山鞋企感到风声鹤唳。这些以贴牌代工为主的企业，虽然有正规的特许合同，但是相当一部分是异地生产。这个南中国最大的男鞋生产鞋业基地似乎还没有走出品牌商主导代工工厂的命运怪圈。
　　
　　事实上，研发捆绑制造的鹤山早有能力打响“鹤山制造”的品牌：产品的附加值早已不低、业行地位无可够替代以及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鹤山制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无形的资本，只不过，鹤山的制造资本仍然是一座没有被挖掘出来巨大的金矿。人们不禁要问，谁能够成为真正谁挖掘者？
　　
　　非主导产业的际遇
　　
　　2009年，鹤山在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排名第四位。虽然鹤山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打造岭南特色宜居城市，但事实上，作为珠三角新兴工业基地，其多年一直实行的是“工业强市”策略。
　　
　　鞋业在鹤山的“江湖地位”并没有“中国男鞋生产基地”的称号来的响亮。人们称鹤山为珠三角核心圈第二梯度的区域，是江门“左联广佛”的前沿阵地。与广佛经济圈有着天然地缘关系的鹤山，除了与广州皮革市场有着频繁的往来之外，鞋业与这种地缘关系基本绝缘。
　　
　　另外一方面，梳理众多公开信息，我们不难发现，在拥有中国男鞋生产基地的同时，鹤山还拥有国家新材料产业基地、中国印刷产业基地以及中国水暖卫浴产业基地的诸多“中字号”基地。
　　
　　在2010年鹤山工业构造中，产值21.5亿元的鞋业位列六大产业最后一席，前五名分别是产值52.9亿元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值51.3亿元五金卫浴产业、产值48.6亿元计算机及电子设备以及产值31.2亿元印刷包装产业。在鹤山本地乃至广东全省，鹤山印刷业包装业的名气远远盖过鞋业。其印刷品出口总值位居广东省第三位，其中还有产值过10亿元的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而全国投入使用的海德堡高速印刷上光机仅8台，鹤山就有两台。广东省印刷行业投入使用的电脑直接制版输出系统90多台，鹤山就有70台。
　　
　　“十二五”期间，鹤山市将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将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新装备、新医药以及现代物流、休闲养生业发展成为鹤山主导产业。
　　
　　这样一组数据或许能够说明鹤山鞋业的境遇。一鞋企老板表示，“ZF认为鞋创造不了大税收，出不了政绩，而且他们认为制鞋有点污染。”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鹤山虽然有“中国男鞋生产基地”的头衔，但难以称之为“产业集群”--上千家大大小小的鞋厂零星分布在沙坪、雅瑶、古劳、共和四镇街，只是鞋厂自然的积聚。
　　
　　面对拥有强大制造和研发能力的却散乱的“鹤山制造”，黄志洪最盼望的是一个超级商贸城，“我想最有效方就是搞一个市场，没有市场凝聚力不强。像广州一样拥有几个大的市场，我们的鞋厂就可以直接和供应商进行贸易。”
　　
　　这个并不复杂而又在预期的愿望对于鹤山鞋业来说绝对是个利好。
　　
　　2011年8月29日，新濠畔集团董事长刘穗龙投资鹤山新濠畔国际鞋材皮革五金采购中心与鹤山市ZF举行了签约仪式。然而刘穗龙在结束致辞前的讲话似乎印证采购中心难以顺利建成，他说，“今天的签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鹤山新濠畔国际鞋材皮革五金采购中心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个原本计划五年内实施的项目，已经将建设时间延长至十年，并且至今没有动工的迹象。
　　
　　在鹤山市ZF的构想中，早已规划鹤山男鞋工业园，用于引导制鞋、制革企业集中生产，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生产厂家进园，把工业园区打造成集生产、研发、物流、仓储、会展于一体，汇聚男鞋高端资源的具有综合配套服务功能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同时不断完善鞋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研发中心、鞋材市场等配套建设，推动鹤山鞋业朝着生产基地化，营销网络化、产品品牌化、市场国际化、规模集团化的方向发展。
　　
　　不过，两年过去，这个曾令许多鞋厂老板心动的项目还没有拿到相应的土地指标。这让许多鞋厂老板有些遗憾：鹤山鞋业“动作最大”的两个项目都无法在短期内有所成效。
　　
　　“资本”流失
　　
　　黄志洪在铜仁的工厂已经开始生产，虽然现在还只能进行皮面加工，而且每双鞋的运输成本多出八毛钱，但是那里的用工成本比这边便宜一倍以上。“在鹤山生产一对鞋面大概十块钱，在贵州只需要五块钱。”
　　
　　黄志洪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梁远光在他之前，也选择在铜仁建立了自己的制鞋工厂。铜仁市正准备打造贵州的鞋业基地，早在两家企业落户之前，市委市ZF的领导就专程来到鹤山招商。
　　
　　“刚去铜仁没有合适土地，铜仁市还是想办法给了我们两个厂房，虽然这两个厂房不在一起。”黄志洪对铜仁市ZF的服务颇为满意。
　　
　　黄志洪与梁远光的“出走”或许能解释为企业自身的发展逻辑的驱动：一方面铜仁不仅能够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这里有良好的扶持政策以及求“资”若渴的ZF。
　　
　　这是不是个案？无人统计，在鹤山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鞋厂才会进入ZF的统计范围。
　　
　　“没有ZF支持和工人这两块解决不了，永远是瓶颈。”邓任宜介绍说，从2004年开始，鹤山工人工资每年大概递增15%-20%，工人平均工资超过4500元。
　　
　　邓任宜算过一笔账，工厂不开工的话，一个月的开销将近50万元。
　　
　　“我们和劳动局商讨过这个问题，宣传不够，劳动局没钱。其实这些鞋厂一个给你2千元，30万元够不够，你们帮着在年前一个月和年后一个月做点广告。但劳动局没有答应。”
　　
　　不过，许多制造业的城市ZF早已开始多管齐下：一方面向四川、湖南等劳动力资源大省派驻劳务机构，吸引外地劳动力前来上高打工；另一方面则在上高设立了省级职业培训基地，以吸引周边地区人员前来培训，并留在当地就业。
　　
　　黄志洪表示，“其实有利可图的东西大家都愿意去做，而ZF可能还没想明白。”
　　
　　事实上，“鹤山制造”隐藏在纸面数字之下的是惊人的产值，只是谁都不愿意主动提及。
　　
　　“每个工厂都有接不完的单，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4对鞋，8万工人能生产多少？”邓任宜说，鹤山鞋业的产值早已突破百亿元。
　　
　　外行人也许无法知道，他们面对商场专柜琳琅满目的鞋款时或许并不能分别出来，哪些属于鹤山制造，而鹤山的工厂主们却能从鞋款设计、做工中轻易分辨。
　　
　　然而，即使今天从价格战中成长的“鹤山制造”显然不会在贸易商和品牌商的压榨下进行“**式”生产，而长期掌握温州商人及其代理者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开始转向拥有一定的附加值和议价能力的“鹤山制造”，但鹤山鞋业似乎总缺少些什么--唯一缺少的就一个擦亮“鹤山制造”的契机。
　　
　　“在交货之前，我是大爷，交货之后，他们是大爷。”一个月间与贸易商交易的不同境遇让邓任宜感觉到“做大爷之后再做孙子”的心理落差。
　　
　　在邓任宜们中间还有贸易商的存在，对于企业和ZF而言，一方面，这些贸易商为鹤山企业与其他区域的公司建立了贸易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许多金钱和税收悄然流逝。
　　
　　“鹤山鞋业税收的流失非常大，都给这帮供应商拿到别的地方开**了。”黄志洪感慨，这些税收鹤山完全收不到。
　　
　　可惜的是，几乎所有鹤山贴牌制造的男鞋都看不到“鹤山”的标示，“鞋盒都是品牌公司提供的，上面只会打上与他合作的公司的名称和地址。”而鹤山鞋厂老板们还要为此提心吊胆：虽然有合约在身，但是鹤山生产的鞋款却没有在产品上有所体现，不得不担心“异地生产”带来的风险。
　　
　　或许还没有鞋厂老板因此替品牌商与代理商“挨板子”，但这样的状况没有改变的话，“挨板子”是迟早的事情。
　　
　　“ZF可以特许商会，或者以‘鞋业办’的形式统一管理‘鹤山制造’的品牌。”行业内人士建议，ZF、商会牵头将品牌商和代理商召集到鹤山，由鹤山鞋厂挑选品牌商，改变过去品牌商挑选鹤山企业的格局。
　　
　　不过这一切取决于未来“鹤山制造”的品牌能否打响，没有集体话语权，也就无法挑战原有的秩序。
　　
　　当然，这条路还相当漫长，鹤山能否擦亮“鹤山制造”的光环？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鹤山市市委书记郭伟：鞋业要做大“制造资本”
　　
　　
　　2012年2月23日，时隔半年之后，郭伟再次登上鹤山市委全会报告台，代表市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与鹤山市委十一届一次全会所作全方面报告不同的是，这一次郭伟的报告点明要“查摆问题”。
　　
　　这个上任不足三年的市委书记自誉为鹤山的“班长”，早在去年九月的市委十一届一次全会上表示“将恪尽职守，率先垂范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热情和力量奉献给鹤山这片热土，奉献给勤劳智慧的鹤山人民，真诚希望各位委员支持和监督。”
　　
　　早在上任之初，郭伟就着手调整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并邀请新加坡规划大师编制城乡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滨江新区规划等三个规划，将全市分为北部商贸板块、中部工业板块、西部生态板块三大功能区。在他的构想中，鹤山建设成精致城市、低碳城市、幸福城市，一座富有文化韵味的城市。
　　
　　这一次，郭伟就向在座的委员抛出“五个为什么”：为什么鹤山经济规模与地缘优势不相匹配？为什么鹤山始终没形成产业集群？为什么鹤山经济发展效益较低？为什么鹤山城市面貌变化不大？为什么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鹤山曾经辉煌一时，跻身于全国百强县之列。尽管我们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举目当下，百舸争流，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已显示出后继乏力。”郭伟表示。
　　
　　“五个为什么”多少反映了鹤山作为江门通往广佛经济圈桥头堡失位的尴尬和遗憾，不过，在尴尬遗憾背后，是郭伟破除掣肘迈出的第一步。
　　
　　郭伟的意图很明显，从“加快转型升级，促进幸福共享”的报告主题中就可以窥见端倪。
　　
　　这个地方主政者在担任台山市委书记时曾这样表示：“很多用过去的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思路的调整创新，可能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按老一套的办法，我们可能会遇到死胡同，会遇到困境。说到底还是：思路决定出路。”
　　
　　显而易见的是，转型升级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过，对于鹤山下一步如何“对症下药”，破而后立，其实作为“班长”的郭伟心中早有韬略。
　　
　　他的韬略是什么？未来的鹤山将以怎样的姿态突围？围绕这些话题，《中国皮业周刊》对鹤山市委书记郭伟进行了专访。
　　
　　打好转型升级“三大战役”
　　
　　中国皮业周刊：在你担任市委书记三年间，鹤山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这不禁让人们对鹤山这座珠三角中心边缘城市侧目。那么，作为主政者，你能否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鹤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郭伟：鹤山市是珠江三角洲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纺织制衣、印刷、制鞋、电子电器、化工、五金不锈钢制造六大支柱产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生产体系。
　　
　　五金及卫浴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址山镇，总共发展历史只有短短10来年，却有五金及卫浴企业380多家。鹤山又有“中国印刷产业基地”的称号，印刷业界的两大巨头——投资额总额超18亿港元的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和投资额5亿港元的鸿兴印刷（鹤山）有限公司均落户鹤山市。
　　
　　在发展壮大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鹤山市委、市ZF近年来在引进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等方面狠下功夫，鹤山工业城更是被评为“国家火炬计划江门新材料产业基地”。
　　
　　2011年，鹤山市实现生产总值188.75亿元，同比增长1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2.66亿元，增长14.8%；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4.08亿元，增长21.3%；固定资产投资91.28亿元，增长12%。
　　
　　鹤山经济综合实力跃居江门市前列，2009年名列广东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第四位。
　　
　　中国皮业周刊：你在鹤山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说，因为产业没有形成集群、土地指标限制等因素，鹤山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已显示出后继乏力。我们也从你的报告中获得一个关键词，就是转型升级。下一步，你将如何系统规划鹤山的转型升级？
　　
　　郭伟：在转型升级的战役中，鹤山现在正在进行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构建两大市级发展平台：鹤山低碳谷，依托鹤山中部谷地生态环境，整合鹤山工业城和鹤城、共和工业园区，重点发展新光源、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五年内低碳谷工业产值超过300亿元，成为鹤山工业第一引擎。鹤山物流港，规划建设集物流、仓储、保税、先进制造业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国际物流港区，重点跟进全球最大物流企业美国普洛斯项目以及钢材、农副产品、纺织等专业市场，拉动千亿物流市场发展，逐步把鹤山建成珠江西岸的枢纽城市。
　　
　　二是培育高端产业，追求效益经济。把握珠三角一体化趋势，抢占产业链高端环节，积极引进各类企业到鹤山设立总部和财务中心，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加快建设新濠畔国际鞋材皮革五金采购中心、址山卫浴五金商贸城，促使鹤山从“货品生产地”向“商品集散地”转变。实施《鹤山市现代农业发展总体规划》，着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农业转型、农民增收。
　　
　　三是集聚高端人才，发展创新经济。依托鹤山生态和区位的复合优势，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制定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设立创新创业专项基金，推动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加快集聚，促进鹤山由“打工者乐园”升级为“创业者天堂”。
　　今后五年，是鹤山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珠三角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产业转移、要素流动，信息共享将更频繁、更便捷，这为鹤山这个桥头堡加快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将借势发展、乘机而上。
　　
　　鞋业要做大“制造资本”
　　
　　中国皮业周刊：你的报告中提出“为什么鹤山始终没形成产业集群”。具体到鞋业而言，这个鹤山最早的产业不仅形成了一定规模，而且拥有了享誉全国的美名，但似乎至今鞋业企业仍是各自为战。作为鹤山的掌舵者，你在力推转型升级的战略计划中，对鞋业未来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郭伟：ZF的目标是希望企业升级转型，鹤山制鞋业要抓住产业政策调整机遇，走绿色生态、质量安全和循环经济的新型发展之路。
　　鹤山拥有“中国男鞋生产基地”的区域品牌。鹤山市制鞋业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目前形成以沙坪街道办、雅瑶镇、古劳镇、共和镇为主的特色产业带，男装鞋品牌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绝大多数鞋厂仍是代工生产，不过，跟其他地区鞋业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加工，而是研发与加工捆绑，形成一种工业“制造资本”。
　　
　　每天鹤山能研发出1000对以上鞋款，这个研发设计能力，比世界上任何鞋业制造基地的研发能力都要强大。因为拥有良好的做工和强大的研发，全球市值最大的鞋企百丽集团甚至入股鹤山易高鞋业30%的股份。
　　
　　现在，市委、市ZF计划建设鹤山男鞋工业园，引导制鞋、制革企业集中生产，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生产厂家进园，把工业园区打造成集生产、研发、物流、仓储、会展于一体，汇聚男鞋高端资源的具有综合配套服务功能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同时不断完善鞋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研发中心、鞋材市场等配套建设，推动鹤山鞋业朝着生产基地化、营销网络化、产品品牌化、市场国际化、规模集团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ZF引导、园区依托、企业运作，让更多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生产企业进入工业园，一方面带动鹤山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鹤山鞋企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